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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京的豪赌:节庆资本主义与奥运经济陷阱之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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钛媒体 App 2021-07-31 19:44 抢发第一评

文 | 新熵,作者 | 芽郁,编辑 | 伊页

在经历多方博弈后,东京奥运会于北京时间7月23日晚艰难拉开帷幕。

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内6万多个空荡荡的彩色座位,与主场外的人山人海形成戏剧性对比。

这注定是一届不同寻常的奥运会。

在《媒介事件:历史的现场直播》一书中,戴扬和卡茨把那些在电视上进行现场直播的国家级历史事件(如奥运会、世界杯等),称为“媒介事件”,并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:“竞赛”、“征服”和“加冕”。

在媒介事件营造的集体无意识的全民狂欢氛围中,社会矛盾与冲突得以暂时性化解或搁置,共识性的仪式吞没了持异见的个体,报道变成了礼赞和庆祝,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神圣感、认同感得到空前强化。

然而,日本非但没有因东京奥运会这一媒介事件团结起来,反而闹得舆情汹涌,两极分化。

撇开日本国民对于奥运会开幕式的吐槽,事实上直到开幕式前夕,日本国内对举办奥运会仍存在分歧。

7月25日,奥运圣火传递的最后一棒,抵达东京都政府大楼的都民广场,数十名抗议者聚集于此,在大批警察包围下,高呼“请优先应对疫情”的口号。

疫情,依然是东京奥运会面临的最大挑战。开幕式当天,东京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59例。一些运动员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不得不憾别赛场。

“No Olympics”的声音不绝于耳,但东京奥组委称,目前的确诊病例仍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数字。

除了疫情风险的不确定性外,严重超支与巨额亏损,使得东奥会实为一门板上钉钉的赔本生意。

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表示,办成一届安全安心、能够守护国民生命的大会是最优先的课题,对于经济效益根本没有期待。

这与此前在世卫组织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大流行病后,日本仍一度反对延期,坚持如期举办奥运会的态度,似乎有些相悖。

如今日本顶着民意和疫情扩散的压力继续举办奥运会,恐怕更多地还是出于经济考量。毕竟如果停办,一切都将打水漂,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可能直接抵消日本近几年的经济增长。

日本没有回头路。

​“Japan is back”梦碎

8年前,东京赢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,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,他比当上首相时更快乐。

安倍将奥运会视为一个机会,为他乐观的口号“日本复兴了”(Japan is back)增添可信度。

他希望奥运会能帮助日本走出几十年来经济停滞、人口下降与毁灭性自然灾害的阴霾,开创一个国内繁荣的令和新时代。东京奥运火炬也被命名为“复兴之火”,足见日本对本次奥运会寄予的厚望。

如今,安倍已退出政治舞台,“安倍经济学”毁誉参半,东京奥运会生不逢时。能否成功应对危机并最大限度地控制损失,成为考验新任首相菅义伟的一道难题。

2020年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肆虐,严重拖累了日本经济走势。但事实上,即便没有疫情,日本经济也早已显露疲态,多年呈现“低通胀、低增长”态势。

日本人口数量已经连续11年负增长,目前总人口不足1.26亿人。据日本相关机构的预测,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仍将持续。到2050年左右,日本人口或将下降至1亿人以下。

人口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,当下的日本社会,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8%,可以说,日本已经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。

这一结构性困境正在深刻影响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——劳动力供给不足、需求与消费下降、风险厌恶情绪增强、投资减少、社会抚养负担加重……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。

日本民众普遍怀念昭和时代的经济荣光,希望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能像1964年一样,提振国民经济,重现1962-1964年间的“奥林匹克景气”(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日本带来的经济繁荣景象)。

为举办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,日本政府投资了约28亿美元(一万多亿日元)兴建各种基础设施,如高速公路、新干线铁路、体育场馆、酒店、饭店、旅馆、高级商场和游乐园等。

东海道新干线和首都高速公路均在这一时期建成,东京首都圈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。因炒作“奥运概念”,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,东京开启了高层建筑时代,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都市风貌,都发生了质的改变。松下、精工、富士等一系列日本民族品牌也走向世界。

1964-1969年,日本GDP增速除1965年为6.4%,其余年份均超过10%。1968年,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曾尝到奥运甜头的日本,如今再次把希望寄托在奥运会上,并且倾注了完全称得上是举国之力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

据《日本经济研究》统计,在奥运场馆建设和酒店客扩容这两项上,日本政府就投入了约400亿美元。东京奥运会延期的这一年,相关场地维护管理费以及各竞技团体举办资格赛所需的经费等,合计损失约58亿美元。

为了防止疫情扩散,在7月8日举行的日本政府与国际奥委会等机构的“五方会议”上,正式确定了东京首都圈内的所有比赛以及奥运会开幕式、闭幕式不安排观众入场观看的方针。已经售出的363万张门票,95%都要返回给观众,直接门票收入损失达900亿日元(约53亿元人民币)。

据经济研究机构的测算显示,“无观众”奥运的经济损失规模将达到6000亿日元(约353亿元人民币)。

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表示:东京奥组委的收支情况毫无疑问将失去平衡。“复兴”的美好愿景化为泡影。

祛魅奥林匹克:节庆资本主义下倾斜的天平

现代奥运会经历了政府出资到商业赞助的历史演变。

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这一转折的关键节点。

面对蒙特利尔因举办奥运会入不敷出,债台高筑的前车之鉴,各国对举办奥运会敬而远之,甚至出现只有洛杉矶一个城市申办第23届奥运会的窘境。

为了避免陷入“蒙特利尔”陷阱,洛杉矶市政府规定用于筹办奥运的市政支出不得超过500万美元。洛杉矶奥运会被迫转向市场化运作,寻求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支持,由此开辟了公私合作的奥运会筹办模式。

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上的表演

最终,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没有负债,还盈余2150万美元。在洛杉矶奥运举办2年后,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与阿迪达斯合作,成立了专门负责商业赞助工作的“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项目”。

随着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帷幕徐徐降下,商业势力迅速崛起,奥运会这一全球体育盛事逐渐演变为资本、品牌、商业宣传的角斗场,文化意义上的“爱与和平”则更像是附属品。

社会学家朱尔斯·博伊科夫将这一经济模式概括为“节庆资本主义”:媒体所生产的节庆气氛构成了一种“例外状态”,一切以确保奥运等节庆活动为重,其他日常规则被暂时悬置。而公私合作的核心在于,由公共部门和纳税人承担成本和风险、为私营部门提供盈利平台。

这构成了日本民众对举办奥运会持消极态度的另一大原因。

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与否,不仅牵涉着赞助商的切身利益,而且关系到主办地的经济发展机遇与本地生活福祉。

在经济学中,有一个“机会成本”的概念:即把一种资源用在某种用途上之后,由于资源的独占性,那么本可以把这种资源用在其他用途上可能产生的最大收益,就是该项资源的机会成本。

日本政府近年来在东京奥运会的筹办上,已经投入了太多的“机会成本”。

据《日本时报》报道,由于东京奥运场馆和奥运村建设需求量大,日本东北地震灾区不少重建工程陷入建材和人力短缺,本就缓慢的重建工程一度停滞。地震灾区的一位居民评价道:“我们负担不起这届奥运会,它只会给东京和它的周边城市带来好处。”其他地区能分享到的红利实际十分有限。

因地震而发生核泄漏事故的福岛,也远没有摆脱10年前的阴翳,核辐射的影响依然存在,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有关福岛现状的耸人听闻的报道。人们谈核色变,福岛成为一个标签,代表着日本的耻辱、苦难与阴影。

10年来,人们围绕如何彻底报废核反应堆、如何处理核污水等问题,在社交媒体上争论不休。尽管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,但核事故的处理远没有结束。

对于很多背井离乡的福岛人来说,回到家乡生活近乎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乡愿。一位搬离福岛的居民表示,花费在奥运会上的经费本该投入真正的重建与核污染处理。

实现包括福岛在内的东北地区的复兴,是日本的一个宏大政治经济命题。但眼下,东京奥运会对于灾区复兴的积极意义恐怕仅止于口号。

奥运经济陷阱

奥运会对东道国经济和消费的拉动作用毋庸置疑。

但奥运经济效应的光环,早已在投机主义与超负荷运作中剥落。

据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,自1972年至今,奥运会预算平均超支率高达156%。

奥运会举办城市乃至所属国家均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,单届奥运赛事带来的经济效应越来越难以覆盖全部成本。所谓的“奥运遗产”也多沦为烂尾工程。

一般认为,整个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奥运会筹备建设期、奥运会举办期和后奥运会时期。

奥运会主办城市乃至主办国的经济发展态势,从奥运会筹备开始持续加速增长,到举办前一年和当年达到高峰。奥运会结束后,增长势头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衰减,即所谓的“奥运低谷效应”。

产生这一效应的机理是,筹备举办奥运期间的投资建设热与游客激增,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,而一旦奥运会结束,投资将迅速萎缩,同时旅游业、服务业迅速衰退,奥运场馆等设施闲置产生庞大维护成本、失业人数攀升……奥运的美妙光环褪去,留下一地鸡毛。

奥运年前后的主办城市经济发展曲线

无论是开商业运作先河的洛杉矶奥运会,还是被誉为最成功的悉尼奥运会,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赛后体育场馆闲置、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、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等问题。日本为本届奥运会新建的大量场馆、扩容的基础设施,在赛后的营运与维护,将是一个不小的难题。

尽管奥运的品牌效应仍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,但经济增长会在奥运会后明显放缓。一定程度上,前期在奥运刺激下的投资建设潮有多火热,泡沫破裂后,受到的经济冲击就有多大。

巴塞罗那原奥委会秘书长曾忠告道:“在筹办奥运会时,不要老想着震惊世界,结束之后必然收获痛苦。”

奥运会不是cure-all。同时,对这一体育赛事进行政治经济学反思,将是十分有益且必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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